穿越时空:红岩精神是这样一种精神伟力

发布时间:2021-10-26 15:15 信息来源:重庆日报

  核心提示

  红岩精神具有穿越时空的实践价值。

  首先,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其次,厚植爱国情怀,让爱国心、报国志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再次,激扬凛然斗志,砥砺奋进开新局。

  最后,涵养浩然正气,担当时代责任。

  有一种精神,让革命先辈不畏牺牲、挺身而出,不折不挠、宁死不屈,谱写了感天动地的人生壮歌。

  有一种精神,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激励着一代代人艰苦奋斗、继往开来,是英雄城市的红色标识。

  这就是伟大的红岩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

  红岩精神的历史方位

  “红岩精神与党的大多数革命精神诞生于革命根据地或革命军队不同,它诞生于党在国统区的革命实践中,集中反映了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中一个重要方面——国统区特殊环境下的革命斗争的精神风貌。这就是红岩精神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方位。”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南方局研究室副主任黎余说。

  红岩,本是重庆的一个地名,因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迁址于此,并驻守近八年,而名扬四海。在周恩来等同志的带领下,中共中央南方局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

  1938年10月,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对侵华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对国民党政府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国民党内的投降、分裂、倒退倾向日益显现。

  因此,高举抗日民主旗帜、维护国共合作、坚持抗战到底,是当时中国共产党肩负的一项具有全局意义的历史使命。

  1939年1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

  周恩来领导南方局暨南方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的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巩固和维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团结中间力量和人民群众,坚持抗战,直到胜利;抗战胜利后,又为建立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争取新中国的成立做了大量工作,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

  抗战胜利后,为争取新中国的光明前途,毛泽东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以弥天大勇亲临重庆与蒋介石直接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广泛会见各阶层人士,倾听他们的意见,宣传党的基本主张,表明党争取和平民主的决心,使他们充分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宽广胸怀和伟人气魄,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最终经过艰苦斗争,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接受我党提出的和平民主的建国方针,签订了《双十协定》。

  解放战争时期,歌乐山的渣滓洞、白公馆是关押和杀害共产党人的人间地狱。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关押在这里的共产党人,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与敌人进行斗争,甚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不忘给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和为之奉献了热血生命的党组织留下全面从严治党的血泪嘱托,总结出八条“狱中意见”,进一步锻造和凝结成红岩精神。

  红岩精神的博大精深

  由于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红岩精神特殊的历史方位,使其内容丰富,博大精深,突出体现为:

  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坚定理想信念是红岩精神的精神内核,战斗在国统区的共产党人始终抱定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坚如磐石。

  皖南事变后,面对危局,周恩来勉励大家:“只要大家坚持信念,胜利是一定要到来的,黑暗是必然要被冲破的!”并表示“要准备牺牲。要牺牲,我们一块儿牺牲。”在党中央几度电示“迅即回延”之际,他带领重庆八办全体人员向党中央保证:“无论在任何恶劣的情况下,我们仍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坚守我们的岗位,为党的任务奋斗到最后一口气。”钢铁般坚强的江竹筠就义前留给孩子全部的财富是“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刘国鋕面对徐远举提出“只要签字脱离共产党就得到释放”的劝降,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死了,有共产党在,我等于没死。”这些都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对理想信念的忠贞不渝,体现出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

  和衷共济的爱国情怀。战斗在国统区的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满怀爱国主义情怀,以人民利益为先,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广泛团结国统区抗日民主力量,积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协协商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1941年5月,在南方局直接领导下,经王炳南、王昆仑等人筹划,在重庆领事巷秘密成立了中国民族大众同盟,一年后改称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小民革”的建立及其活动,对于坚持抗战、发展壮大进步力量、团结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派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恩来多次在王昆仑等人的家里参加“小民革”核心成员会议。

  此外,在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支持下,黄炎培、张澜等人在重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民盟”);黄炎培、胡厥文等人在重庆成立了民主建国会;许德珩、劳君展等科技界人士发起成立了民主科学座谈会,后改名为“九三座谈会“,再后改名为”九三学社“。

  艰苦卓绝的凛然斗志。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抗战时期,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从实际出发,与国民党顽固派开展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凛然斗争,他经常引导大家深刻认识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强调党员要有“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坚持原则,敢于对敌进行斗争。他们在复杂困难的国统区斗争中,置生死于度外,展现出了凛然斗志。

  解放战争时期,不幸被捕关押在“人间地狱”白公馆、渣滓洞监狱的革命志士面对酷刑,仍以“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的坚定信念、“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的牺牲精神,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壮歌。

  百折不挠的浩然正气。当年,战斗在国统区的共产党人始终处在极其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善处逆境,坚持真理,坚守正义,敢于斗争,勇于牺牲,在艰难的局面中开拓,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吴玉章面对国民党特务包围驻地时,告诉大家“有什么乱子,我去顶住,顶多是牺牲,牺牲也值得,我也应该负起这个责任”,并笑曰:“此处便是我好的死所!”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委副书记苏蔓和他的妻子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委妇女部长罗文坤,以及中共南委驻桂林特别交通员张海萍,因为叛徒出卖被捕,敌人企图通过他们诱捕其他党员,三位年轻的共产党员毅然选择集体自杀向党组织报警!陈然面对敌人酷刑,威武不屈,在刑场上,他挣扎着扯去背后的“死囚标”,转过身面对端枪的刽子手说:“你们有种的,正面开枪。”其浩然之气,何其壮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浩然正气。

  红岩精神的时代伟力

  红岩精神彰显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是一座巨大的宝库,丰厚的历史内涵更具有穿越时空的实践价值。

  首先,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坚定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战斗在国统区的共产党人,在艰苦的斗争岁月中,以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守共产主义信念,时刻保持对党和人民绝对忠诚。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要不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得“软骨病”,就会在风雨面前东摇西摆。

  其次,厚植爱国情怀,让爱国心、报国志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中共代表团或国民参政员的公开身份同国民党当局打交道,推动国民党坚持抗战;加强对中间党派、无党派人士、地方实力派的团结工作,支持并推动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或其前身的成立;同文化知识界、民族工商界、宗教界和海外华侨等各方面人士进行广泛接触,与他们风雨同舟,团结奋斗。

  传承弘扬红岩精神,我们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奋斗之中。

  再次,激扬凛然斗志,砥砺奋进开新局。红岩先辈们针锋相对敢于斗争、有理有利有节善于斗争、坚持斗争到底的优良传统,为我们今天的伟大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我们要增强忧患意识和保持战略定力,保持头脑清醒、立场坚定,牢牢把握正确斗争方向,学习红岩革命先辈,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夯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想根基,在矛盾冲突面前敢于迎难而上,敢战能胜。

  最后,涵养浩然正气,担当时代责任。一个革命政党,必须有一股浩然正气,这样全党才能具有强大精神支柱,才能充满生机和活力。

  弘扬红岩精神,要矢志不渝,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作为新时代共产党人,我们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把党性修养贯穿一生,坚决不做“两面人”“老好人”,炼就金刚之身,养一身浩然之气。

  站在新时代,我们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改变革命的初衷,不丧失必胜的信心,旗帜鲜明地同各种错误思想、不良倾向和邪恶势力作斗争,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酒绿灯红的侵蚀影响面前一尘不染、正气凛然,筑起民族复兴最坚强的政治保障。

  “新时代,我们要深刻把握红岩精神的信仰之力、道德之力、团结之力、执行之力,坚定理想信念,养成浩然正气,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风骨、气节、操守、胆魄,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意志,从容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为实现伟大梦想而努力奋斗。”黎余说。

  (本报记者 韩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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