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经历了大革命失败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两次生死考验。经历了大风大浪的共产党人愈加坚毅与成熟，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愈加深刻，走向了独立自主的革命新阶段，实现了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革命战争。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江苏、浙江等省也相继大规模搜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遭遇了极其严重的困难。据党的六大时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竟达31万之多，其中共产党员2.6万余人，这对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次极其严峻的生死考验，工农奋起的潮流被湮灭，仅剩些许火种。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革命前途仿佛已变得十分黯淡。中国革命向何处去呢？
紧急时刻，中共中央立即在汉口秘密召开八七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毛泽东指出务必要有自己的“枪杆子”，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给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真正的革命者是吓不倒的，他们揩干净身上的血迹继续战斗。一些追求进步、向往真理的人士，在革命危急时刻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受尽压迫的工农群众重新在党的周围逐步聚集起来。涓涓细流，终成大海。
方向既明，何惧路险。党中央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由此诞生，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新时期。
毛泽东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革命开始走向复兴。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进攻长沙。在各路起义军进攻损失严重之时，毛泽东当机立断，令起义各部队停止进攻，退到浏阳县文家市集中。9月19日，各路起义部队到达文家市，毛泽东即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决心先将革命火种保存下来，寻求立足之地，将部队带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稳住阵脚，徐图再起。部队行至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从组织上建立党的各级组织，设立党代表制度，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有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以上有党委；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在政治上官兵平等，经济上公平。这就开始改变了起义军中旧军队的习气和不良作风，成为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巍巍井冈，成为革命的摇篮。毛泽东率领部队上井冈山，把红旗插到了罗霄山脉，开始恢复与重建地方县委，建立各县工农兵政府。随着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革命武装发展扩大。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成立后，开展土地革命，使农民迅速认清了国共两党的优劣，发展根据地，接连粉碎了国民党军多次“进剿”“会剿”。
毛泽东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中，善于总结斗争经验，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等重要著述，从国情出发揭示了红色政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认为这是取得保存和发展革命的一条有效途径。后来朱毛红军下井冈山，开创了赣南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为其他根据地提供了斗争经验。尤其是古田会议的召开，明确了思想建党原则和政治建军方略，强化了党对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
至1930年夏，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建立了15个较大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基本形成。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举行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成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雏形。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开展廉政建设、经济建设，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政权建设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发挥了对处于被分割状态的各个根据地的中枢指挥作用。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开始战略转移。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集结重兵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军事负责人放弃了毛泽东、朱德创造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采取了军事冒险方针，而当进攻受挫后又消极避战，终导致根据地不断缩小，革命再次出现新的危机。中央负责人博古报请共产国际同意后，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离开了中央根据地，开始长征。在实行这次突围和战略转移的时候，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红军在国民党湘军和桂军夹击下，付出了极大牺牲。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锐减到3万多人。严峻的形势使党和红军内部更多的人认识到，务必尽快调整军事路线，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否则将有覆巢之危。
在危在旦夕的紧要关头，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坚持了正确的党内斗争方针，集中讨论迫在眉睫的军事路线问题，主要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对错误的军事路线进行了公开的严厉的批判，认真开展了一次批评和自我批评，集中解决了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尤为重要的是，遵义会议不仅重塑了党中央的权威，也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成为政治上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它在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遵义会议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改变了以往机械的军事打法，根据战场实际，敌变我亦变，在变化中寻战机，在战机中歼敌，时而声东击西，时而忽南忽北，即打即离，迂回跳转，纵横穿插于敌军之间，打乱了国民党军整个作战部署，强渡金沙江，终跳出了几十万敌军的层层“铁桶”包围。
主力红军长驱数万里，翻山越岭、斩关夺隘，过草地、跨大河，风餐露宿、绝地求生，实现了红军的战略大转移，保存了革命的骨干力量，最后奠基大西北。西北是中国革命全盘战略中的薄弱环节，三军会师于此，可谓是上策之举。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迅速控制东北；后集结重兵越过长城，向关内进军，蚕食华北。国内抗日救国运动高涨，并推动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力主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新的危机中蕴含着新的生机，中国革命再次迎来新的局面。
从大革命失败到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0年，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两次生死攸关的严峻考验，奇迹般地度过最黑暗的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遇挫弥坚，心怀革命必胜信念，以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汇聚成无坚不摧的精神力量，在风雨兼程的复兴之路上，红色血脉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